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的感伤与温情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陶渊明《九日闲居序》），九九重阳，因其月日并应纯阳之数，谐音“久久”，不仅陶渊明爱之，世人无不爱之。
相关研究认为，九月九日作为中国古代四大重数节日之一，当产生于序数纪日法得以使用后的东汉中后期（郭佳《九月九日重阳节探源》，《文化遗产》2017 年第5 期）。《旧唐书》卷十三载德宗五年春正月乙卯诏曰：“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可见，重阳节在晋朝才成为受重视的节日。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是现存较早详细诠释重阳节的文献，从中可知重阳节与祈求长寿相关，多以宴飨聚会为主要活动，并有服食菊花的习俗。
重阳节进入诗赋书写较晚，从现存作品考察，最早的当数东晋陶渊明重阳诗。现存与重阳节相关的唐前诗赋，除傅亮《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外，另有二十余篇诗歌。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具有较丰富的内涵，千载以下，犹可回味。
逆旅感伤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季秋时节，大自然一派凄凉萧瑟景象。特殊的气候节物，令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携带着或浓或淡的悲秋之情，这些悲凉感伤的心绪由秋天的景物感发，并进一步与生命的短暂、人生的忧劳、生活的困顿以及羁旅、离别、思乡等感受融为一体。
首先，重阳节萧瑟的秋景常触发作者人生苦短的喟叹。如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
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
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暮秋时节，风露交加，蔓草枯萎，园木凋零，空旷的天际中，秋寒和衰草里，大雁的鸣声令人思绪万千。诗人触景生情，大自然的荣枯变化引发他对人生的思考：世间万物都有盛衰变化，人生其间，怎能没有忧劳？万物的衰败凋零正如人类生命必然逝去一样，没有人能逃脱亡没的结局。诗人的内心充满焦虑，纵然故作达观超然之语，亦难以消解死亡固有的悲哀和无奈。陶渊明将人生忧劳、生命有限的苦闷，置于重阳佳节的背景中，使人类祈求长生的主观愿望与盛衰有时、生命有尽之间的矛盾，显得格外突出。
其次，重阳节登高等活动以及菊、酒等风物常被赋予游子羁旅和思乡的感伤。如宋代傅亮的《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岁九旻之暮月，肃晨驾而北逝。度回壑以停辕，凌孤馆而远憩。何物惨而节哀，又云悠而风厉。悴绿蘩于寒渚，陨丰灌于荒澨。玩中原之芬菊，惜兰圃之凋蕙。旌竹柏之劲心，谢梧楸之零脆。尔乃流眄平隰，落日还皋，于感具盈，在物周骚。聆离鹍之栖响，泝鸣林之浏飙。彼游子之苦伤，每寤叹于我劳。矧集悲而钟苦，疚寸心其如忉。眇天末以遥瞪，怨故乡之阻辽。
此赋全无佳节氛围，充满秋之肃杀之气以及游子的苦伤之情。作者于重阳登高远眺，季秋的气候节物尽收眼底，绿蘩憔悴，灌木陨落，蕙兰凋谢，梧楸零落，寒渚，荒澨，一派“物惨节哀”的凄凉境界。更兼平原渺远，落日西斜，鹍鸡悲鸣，西风呼啸，这一切唤起游子心底的苦伤，羁旅之劳，故乡之远，前路之长，一起涌上心头，可谓集悲钟苦，寸心如忉，读之令人慨叹。
江总以重阳诗表达游子思乡之情。其《衡州九日诗》开篇写“秋日正凄凄，茅茨复萧瑟”，点出秋景的萧瑟及其投射在人心上的悲凉。然后以“姬人荐初酝”“园菊抱黄华”点出重阳时令，最后将情感落脚在思乡之情上：“聊以著书情，暂遣他乡日。”江总另有《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此首含蓄蕴藉，亦抒发游子在佳节的思乡念归之情。这类隽永的作品，其菊、酒意象亦都蕴含着淡淡的感伤情调。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的感伤色彩，取决于重阳节令自身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传统。大自然春生秋杀，暮秋的肃杀景象容易唤起悲凉的体验和心绪，即使像沈约《为临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诗》这种颂美朝廷的作品，也因节令的特殊性而在景物描写中带有感伤意味：“凉风北起，高雁南翻。叶浮楚水，草折梁园。凄清霜野，惆怅晨鹍。”反之，春天万物生长，给人欣欣向荣之感，所以有关上巳节的书写，基本有着欢欣愉悦的一面，如王羲之所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再如成公绥《洛禊赋》展现的情景：“考吉日，简良辰。祓除解禊，同会洛滨。
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盥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罍樽，飞羽觞。”热闹非凡的场景，俨然全民的狂欢。
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传统，始自宋玉《九辩》，深秋肃杀景象，自此即被赋予悲凉的基调。魏晋时期，人们对死亡的无情、生命的短暂和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所以他们对生死十分敏感，对与生死相对应的大自然的荣枯变化也十分敏感，这其实就是悲秋传统千古延续的内在动因，所以他们往往以感伤笔调书写秋景。
人生如寄，旅居天地之间所经历的生死、离别、羁旅、思乡以及否泰、盛衰等，在魏晋南北朝文人的重阳书写里，都携带着明显的感伤情调。
文人趣味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极少描写相关民俗，而多写景感怀，有雅化倾向，充满文人趣味。为辟邪、祈求长寿而进行的登高、饮酒食菊、佩茱萸、食蓬饵等民俗，在魏晋南北朝诗赋中极少得到书写和表现，但这些民俗确乎是存在于民间的。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以及《风土记》《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亦有关于佩茱萸、登高、食蓬饵、饮酒服菊以求长寿、除恶、辟邪、御寒等重阳民俗的记载。现代学界的研究亦表明，汉代以来，重阳节确实具有以上习俗及观念（参看张君《九九重阳节——中国传统的死亡节、升仙求寿节和酒神节》，《求索》1993年第5 期。）。
较为直接地描写重阳民俗的魏晋南北朝诗赋屈指可数。陶渊明《九日闲居》中“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差可算是对服菊饮酒以求延年益寿的民俗的叙写，但陶渊明此句只是为了引出佳节无酒的感叹。又如竟陵王萧子良《九日侍宴诗》：“月殿风转，层台气寒。高云敛色，遥露已团。式诏司警，言戾秋峦。轻觞时荐，落英可餐。”此首结句写饮酒服菊，但“轻觞时荐”乃是写侍宴中的觥筹交错，“落英可餐”更多是对屈原的致意，与民间重阳具有延寿、辟邪色彩的民俗活动相去已远。再如江总《衡州九日诗》虽然亦写“姬人荐初酝”“园菊抱黄华”，但饮酒赏菊在这里只是带有家庭温馨气息的风雅之举。至于梁简文帝《九日赋韵诗》曰：“是节协阳数，高秋气已精。檐芝逐月启，帷风依夜清。远烛承歌黛，斜桥闻履声。梁尘下未息，共爱赏心并。”虽然起句点出重阳节令，但接下来所写则纯是动人的秋夜景色，与重阳并无关联，置于其他秋日亦无不可。
绝大多数魏晋南北朝重阳诗歌均不关涉重阳民俗，其中占比最高的应制诗歌内容多为欢宴射猎。如萧统《文选》所收谢灵运和谢瞻的同题之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是叙写欢宴与离别的作品，与重阳民俗没有丝毫关联。刘裕尚未称帝之时，曾于重阳之日设宴彭城戏马台，为辞官东归的孔靖饯行，当时“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谢氏兄弟诗歌亦作于此时（谢灵运为谢瞻族弟。《宋书》卷五十六载：“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两首诗描写秋景，并不渲染萧瑟悲凉况味，而是典雅平和，符合应制和欢宴的写作背景。二者抒发别情颇为感人：谢灵运以“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表达离别的匆促与内心的眷恋，谢瞻以“扶光迫西汜，欢余宴有穷”表达时光飞逝、欢宴有尽的惆怅，以“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表达对自己无法归隐的怅恨以及对人生漂泊有如飞蓬不定的叹息。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对民俗的疏离，取决于当时文人的贵族身份以及审美取向。这些作者，除了陶渊明，几乎都是贵族甚至皇族出身，至少也是伴随权贵出入宫廷的官员，如谢灵运、谢瞻、傅亮、王俭、何逊、任昉、丘迟、沈约、刘孝威、刘苞、王修己、庾肩吾、萧子良、萧纲、王褒等。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有意避免重阳节的民间色彩，而更多地赋予这个节日以文人趣味。如王脩己《九日诗》：“霜威始落翠，寒气初入堂。隋珠烂似烛，悬黎疑夜光。舞步因弦折，歌声随袂扬。夜深闻漏缓，檐虚觉唱长。”此首写秋夜歌舞欢宴，隐然有歌姬舞女身影，颇具宋词味道，内容无关重阳节日。他们留下的九日侍宴从驾之作，所写均为皇家气派和贵族排场，全然不见重阳民俗痕迹。
更有意思的是，在齐梁宫体诗影响下，重阳诗中的饮酒服菊习俗甚至变身为暧昧的情色场面。如刘孝威《九日酌菊花酒诗》：“露花疑始摘，罗衣似适熏。余杯度不取，欲持娇使君。”诗中娇俏迷人的女子，身着香气袭人的罗衣，和着晨露采摘菊花，手持酒杯对人撒娇。诗人以贵族日常生活中的调情场景替代了对重阳民俗的书写。
唐前文人对上巳节的祓禊民俗则有较多书写，如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写“合乐华池，祓濯清川”，谢朓《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写“祓秽河浒，张乐春畴”，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写“薰祓三阳暮，濯禊元巳初”，刘孝威《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写“皇储遵洛禊，滥觞追灞桥。掌祓开神蘌，司马动銮镳”，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写“禊川分曲洛，帐殿掩芳洲。踊跃赬鱼出，参差绛枣浮。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等，以上无论是侍宴之作，还是个人自由之作，上巳节所关涉的民俗都得到了文人相对较直接的书写。上巳节的祓禊民俗，与儒家礼仪相关，《后汉书·礼仪志上》注引蔡邕言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滨，盖出於此。”其曲水流觞的活动又给文人提供了雅集时机，所以，祓禊虽然亦是民间习俗，但它因符合文人的审美趣味而被广泛书写。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对民俗的疏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贵族趣味和审美取向。
政治温情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多侍宴从驾之作，充满宗法社会的人伦色彩和政治温情。《旧唐书》卷十三德宗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曰：“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此诏还规定了三节之时朝廷给予百官的赏赐标准，并宣布“永为常式”。德宗正是利用佳节慰劳赏赐群臣，以和谐君臣关系，体现浩荡皇恩。中国节日多以宴飨为庆祝方式，而宴飨自古以来就具有政治意义，《诗经》中大量的宴飨诗就是明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文人书写节日多应制之作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重阳应制之诗，多歌颂皇恩，赞美圣德，恭维主人，奉承宾客，流露出和谐愉悦的政治温情，这种温情消解了暮秋景象的凄凉萧瑟，而代之以典雅温润的颂美、堂皇富丽的皇家气派以及安定清明的盛世景象。
如王俭《侍皇太子九日宴玄圃诗》（节选）：
秋日在房，鸿雁来翔。
寥寥清景，霭霭微霜。
草木摇落，幽兰独芳。
眷言淄苑，尚想濠梁。
既畅旨酒，亦饱徽猷。
有来斯悦，无远不柔。
虽然是对深秋景色的描写，却没有丝毫悲戚之感。鸿雁来翔，似老友相见。幽兰独芳，似上天眷顾。欢宴之上，有会心的交谈，甘醇的美酒，益人的美德，来者无不欢喜，远人无不依附，这正是对皇太子最得体的赞誉之词，风格典雅温润。
萧纲《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诗》写道：“秋晨精曜，驾动宫闱。
露点金节，霜沈玉玑。玄戈侧影，
翠羽翻晖。庭回鹤盖，水照犀衣。
兰羞荐俎，竹酒澄芬。千音写凤，
百戏承云。紫燕跃武，赤兔越空。
横飞鸟箭，半转蛇弓。”作者以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铺陈描写宫廷之景色、车驾、佳肴、美酒、歌舞、百戏等，渲染出奢华富贵的皇家节日气派。任昉《九日侍宴乐游苑诗》则通过“时来浊河变，瑞起温洛清。物色动宸眷，民豫降皇情”来营造太平盛世气象。重阳侍宴诗虽数量较多，但内容风格不过以上几种。
应制重阳诗中，比较有艺术性的当推描写帝王、贵族重阳骑射的几首作品，它们典雅庄重，并显示出较宏大的气势和阳刚的色彩，比其他侍宴诗更具动感和活力，同时也表明骑射是古代重阳节庆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梁朝萧子显《南齐书》有“九月九日马射，或说秋金气，讲习武事，象汉立秋之礼”的记载。如梁代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开篇即写“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羽，侧骑竞纷驰。鸣珂饰华眊，金鞍映玉羁”，阳刚的意象，明快的节奏，再现出装饰华贵的贵族子弟重阳节竞逐骑射的场景。再如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开篇写“钩陈万骑转，阊阖九关通”，颇具磅礴气势。其“玉醴吹岩菊，银床落井桐。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转红”等诗句，造语精美，色彩艳丽，情调明快。而“饮羽山西射，浮云冀北骢。尘飞金埒满，叶破柳条空。腾猿疑矫箭，惊雁避虚弓”一段，描写射猎过程中骏马飞驰、黄尘弥漫、弓箭鸣响的紧张场景，充满动感和张力。
王褒《九日从驾诗》是重阳射猎诗中的佳作：黄山猎地广，青门官路长。律改三秋节，气应九钟霜。曙影初分地，暗色始成光。高斾长楸坂，缇幕杏间堂。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苑寒梨树紫，山秋菊叶黄。华露霏霏冷，轻飚飒飒凉。终惭属车对，空假侍中郎。起句以汉宫典故引出射猎一事，大气稳重，有学养。随后以三秋节、九钟霜点出重阳节令，然后描写随驾出猎的情形。全诗清丽的用语，工整的对偶，有条不紊的叙述，无不透露出应制诗的典雅和悦风范。诗歌描写秋寒中的紫梨、黄菊，空中飘飞的寒露，林中作响的秋风，隐隐萧瑟悲凉之意，似在诉说自己入北后的心绪。整首诗从容劲健，耐人寻味。
魏晋南北朝重阳应制诗歌，在集体欢宴和射猎的背景中，尽显君臣、主宾之间的脉脉温情。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为后世呈现的不是遍插茱萸、饮酒服菊、食饵登高的民间佳节，而是充满逆旅感伤、表现文人趣味、负载政治温情的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作者简介：马黎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从事汉魏六朝文学作品研究，发表过《赋序的生成与文体特征的确立》《陈琳赋研究》《傅玄、傅咸父子辞赋比较研究》等。）
~本章完~
宋代重阳词中的习俗与心态
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在宋人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宋词是“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充分展现了宋代社会的节日习俗，与宋人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联系。重阳节是宋词重要的题材之一，宋人创作了大量与重阳有关的词作。据现存较早记载重阳节习俗的三国魏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等文献记载，重阳节的习俗主要有佩茱萸或茱萸囊、食蓬饵、饮菊花酒、登高、宴会，最后达到除祸、祈寿的目的，这些习俗在宋词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佩茱萸·茱萸囊·插茱萸
茱萸席·茱萸酒
关于重阳节佩茱萸的记载，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为“佩茱萸”，即以茱萸为佩随身携带；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为“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即作茱萸囊系到手臂上。二者在宋词中均有较多描写。“佩茱萸”如卢祖皋《虞美人·九月游虎丘》“清尊黄菊红萸佩”、潘希白《大有·九日》“红萸佩，空对酒”等。先秦屈原《离骚》“纫秋兰以为佩”，即有以香草为佩的描写，“佩茱萸”当是将茱萸枝直接系挂至衣带上。古人多以玉为佩，“古之君子必佩玉”（《礼记·内则》），重阳节时也会有人将茱萸与玉佩到一起，如黄裳《桂枝香·重阳》所言“茱萸佩垂红玉”。“茱萸囊”如洪皓《渔家傲》“臂上萸囊悬已满”、李处全《浣溪沙》（宋玉应当久断肠）“佳人更绣紫萸囊”、高观国《八归·重阳前二日怀梅溪》“想萸囊酒盏”等。
除了以茱萸为佩和系茱萸囊，宋人还常常插茱萸，王千秋《瑞鹤仙》（征鸿翻塞影）“看他们、对插茱萸”、曹观《蓦山溪·九日》“簪嫩菊，插红萸”。插茱萸一般是插到头上，也有些人插到鬓上，秦观《摸鱼儿·重九》即有“聊摘取茱萸，殷勤插鬓”。宋词中还有很多簪茱萸的记载，如秦观《碧芙蓉·九日》“把茱萸簪彻”、陈德武《一剪梅·九日》“头上茱萸颠倒簪”、刘辰翁《浣溪沙·壬午九日》“破帽簪萸携素手”，细味词意，簪茱萸应该就是插茱萸。
在宋词的重阳节习俗中，茱萸不仅可以做佩饰，还可以做席子，魏了翁《贺新郎·九日席上呈诸友》即有“茱萸席”。茱萸席最早见于唐代诗人张说《城南亭作》诗中的“庭前列肆茱茰席”与杜甫《九日曲江》“茱萸缀席好”，至宋代依然流行。京镗《雨中花·重阳》写道“正紫萸缀席”，《木兰花慢·重九》写道“茱萸缀席”，“缀”字有连接、点缀两种含义，不知宋代的茱萸席是用茱萸枝叶编成，还是席子上有茱萸花点缀。
此外，宋人在重阳节还会饮茱萸酒，如谢薖《虞美人·九日和董彦远》“萸糁浮杯乱”、丘崈《西江月》（明日又还重九）“菊英萸糁一尊同”、赵必《 贺新郎·寿陈新渌》“寿酒浮萸菊”等。当然很多时候酒中既有菊花，也有茱萸，如宋人吴自牧《梦梁录》所说：“今世人以菊花、茱萸为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茱萸酒里面的茱萸是“糁”，即小散粒，将茱萸的果实捻成小散粒泡入酒中，就是茱萸酒。
食蓬饵
“食蓬饵”见于东晋葛洪《西京杂记》，“饵”意为糕饼，“蓬饵”即为重阳节时食用的糕饼，清孔尚任《节序同风录》认为“蓬饵”是“菊花糕”的古名，其做法是用面做成菊花瓣的样子，裹着枣、栗蒸熟。菊花糕流行于唐代。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四转引《文昌杂录》记载：“唐岁时节物，九月九日则有茱萸酒、菊花糕”，元代《群书通要》甲集卷七载“唐人九月九日造菊花糕相饷”。宋代词人王迈《南歌子·谢送菊花糕》记载了宋人重阳节赠送菊花糕的情形，“因感秋英，饷我菊共糕”。据现存文献，宋人重阳节食用的糕点多呼为重阳糕，其做法主要有两种，一为宋吴自牧《梦梁录·九月》所载：“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一为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重阳》所载：“（重阳）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栗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和粽子、月饼等传统节日食品一样，重阳糕也分肉与果品两种。
从“饮菊花酒”
到陶渊明影响下的“菊花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均有重阳节饮菊花酒的记载，之所以要饮菊花酒，是因为在九月秋天万木凋零之时，菊花“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这一习俗在宋词中同样较多出现，如洪皓《渔家傲》（臂上萸囊悬已满）“杯中菊蕊浮无限”、京镗《雨中花·重阳》“黄菊浮卮”、石孝友《清平乐》（天涯重九）“独对黄花酒”等。到了宋代，受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影响，菊花在宋代重阳节中的作用远远超过茱萸。陶渊明的重阳总是与菊、酒联系在一起，不管是《九日闲居》诗自序所写“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还是南朝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所载：“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更是咏菊的千古名句，千百年来不断为人吟咏。如果说之前重阳节饮菊花酒仅仅是为了追求长寿，那么陶渊明之后，重阳节围绕菊花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则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宋代重阳词几乎首首与菊花有关，包括赏菊、采菊、折菊、插菊、捻菊、嗅菊、问菊、吃菊花糕、喝菊花茶等，多彩缤纷，不一而足。
宋词中有许多以赏菊为主题的重阳词，如葛立方《菩萨蛮》（井梧叶叶秋风晚）题为“侍饮赏黄花”，叶梦得《满江红》（一朵黄花）自序为“重阳赏菊，时予已除代”，刘辰翁《声声慢》（西风坠绿）自序为“九日泛湖游寿乐园赏菊”。同时，宋词中还有许多对菊，如倪偁《鹧鸪天·九日怀文伯》“对菊谁空北海觞”、张鎡《八声甘州·九月末南湖对菊》“对黄花犹自满庭开”、冯时行《虞美人·重阳词》“今年仍复对黄花”等，对菊与赏菊之意相近。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重阳》记载了重阳时汴京赏菊的盛况：“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宋代重阳词中大量出现的赏菊正是对这一盛况的反映。
辛弃疾《念奴娇·重九席上》盛赞陶渊明采菊东篱，高情千载，赵善括《醉落魄》（重阳时节）则表示“归兮学取陶彭泽，采菊东篱，悠然见山色”。
陶渊明采菊时的高情雅韵吸引着宋代词人去效仿，如汪莘《满江红·谢孟使君》“可来共采篱边菊”，蒋捷《洞仙歌·对雨思友》“待与子、相期采黄花”，潘希白《大有·九日》“戏马台前，采花篱下”等。采菊之外，折菊同样在宋代重阳词中较多出现，如黄庭坚《南乡子》（卧稻雨余收）“乱折黄花插满头”、周邦彦《六么令·仙吕重九》“来折东篱半开菊”、石孝友《清平乐》（天涯重九）“醉中折尽黄花”等。采菊是摘取菊花花朵或花瓣，折菊则是连枝叶一起折断。
采菊、折菊之后，将菊花插到头上则是宋代重阳节时一道亮丽的风景。宋词中关于插菊的描写有范成大《朝中措》（身闲身健是生涯）“重阳更插黄花”、郭应祥《菩萨蛮·戊辰重阳》“插花开口笑”、刘辰翁《金缕曲·丙戌九日》“默默黄花明朝有，只待插花寻伴”等。
词中也有簪菊，如苏轼《千秋岁·湖州暂来徐州重阳作》“美人怜我老，玉手簪黄菊”、晁补之《虞美人·用韵答秦令》“且簪黄菊满头归”、刘辰翁《声声慢·西风坠绿》“吟鬓底，伴寒香一朵，并簪黄菊”等，与前述茱萸相同，簪菊与插菊在词中含义并无区别。菊花一般是插到头上，如赵以夫《龙山会·四明重阳泛舟月湖》“尚堪插、黄花盈首”，也可以插到两鬓，如叶梦得《满江红》（一朵黄花）“霜鬓不辞重插满”。宋词中多处出现“黄花插满头”，如王之道《南乡子·追和东坡重九》“幸有黄花插满头”，周密《声声慢·九日松涧席》“待醉也，带黄花、须带满头”，韩元吉《鹧鸪天·九日双溪楼》“不惜黄花插满头”等。这其中有些是宋代重阳节的真实写照，有些可能仅仅是对唐代诗人杜牧《九日与齐山登高》诗句“菊花须插满头归”的化用。
菊花香味幽淡，嗅菊花的芳香也成了宋代词人常见的动作，如王炎《念奴娇·菊》“捻枝嗅蕊”、石孝友《清平乐》（天涯重九）“醉捻黄花和泪嗅”、张榘《唐多令·九日登平山和朱帅干》“重把菊、嗅芳妍”等。为了更好地抒情，很多词人通过将菊花拟人化去问菊，秦观《满庭芳》三之三：“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方岳《满江红·九日冶城楼》“且问黄花，陶令后、几番重九”、黎亭瑞《水龙吟·九日登城》“试问黄花，花知余否，沉吟无语”等。宋人不仅饮菊花酒、吃菊花糕，还喝菊花茶，毛滂《玉楼春》自序记载：“戊寅重阳，病中不饮，惟煎小云团一杯，荐以菊花”，词里写道：“一杯菊叶小云团。”陶渊明之前，饮菊花酒重在菊花所泡的酒，追求长寿，宋词中所展现的更多是边赏菊边饮酒，如李光《南歌子·重九日宴琼台》“且看花经眼，休辞酒满杯”所述，更重的是一种情趣与境界。从宋代词人围绕菊花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中，可以看出菊花在重阳节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唐宋人们常将重阳节称为“菊花节”，如晚唐诗人杜牧《夜泊桐庐先寄苏台卢郎中》“苏台菊花节，何处与开鐏”。宋代重阳词中的菊花多生长在东篱边，女词人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词中的名句“东篱把酒黄昏后”即是如此，辛弃疾“倾白酒，绕东篱，只于陶令有心期”（《鹧鸪天·重九席上作》）正是词人们重阳对菊时追慕陶渊明的集中体现。
登高·宴会
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载重阳节要“享宴高会”，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载重阳节要登高，登高、宴会同样是宋代重阳节的重要习俗。
宋代词人在重阳节中多有登高之举，苏轼《醉蓬莱·重九上君猷》、吴潜《满江红·九日效行》均有“岁岁登高”之句，晏几道《武陵春》（年年岁岁登高节）“年年岁岁登高节”、黄机《清平乐·江上重九》“又是登高节”等都直接将重阳节叫做登高节。很多词径直以登高为题，如李昴英《满江红·江西持宪节登高作》、戴复古《醉落魄·九日吴胜之运使黄鹤山登高》、刘将孙《八声甘州·九日登高》等。独自登高往往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之感，容易令人忧愁，如洪皓《木兰花慢·重阳》“羁旅登高易感，况于留滞殊方”、赵长卿《醉花阴·建康重九》“登高无奈空搔首”等，与人一起登高则是较好的选择，如李纲《江城子·九日与诸季登高》“客中重九共登高”、郭应祥《昭君怨·乙丑九日前二日偕元择、茂叔、季功登高作》、王迈《南歌子·谢送菊花糕》“弟兄乘兴共登高”等。登高之后思乡、念远、望景、怀古等，则成为词人主要的心绪。
与登高相比，重阳节时宋代词人的宴会相对少一些。晏几道《蝶恋花》“金菊开时，已近重阳宴”、向子湮《点绛唇》“今日重阳，强挼青蕊聊开宴”、史浩《七娘子·重阳》“对南山、把酒开新宴”都是对重阳宴饮的描写。宴会有时会与登高结合在一起，如苏轼《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曹冠《东坡引·九日》“登高开宴俎”所述。
蟹螯·橙齑·绿橘
宋代词人在重阳节饮酒时，往往一手持酒杯，一手持蟹螯，如李纲《江城子·九日与诸季登高》“左倾醪，右持螯”、方岳《水调歌头·九日醉中》“左手紫螯蟹，右手绿螺杯”、王迈《南歌子·谢送菊花糕》“右手茱杯，左手笑持螯”等。吴潜《水调歌头》（重九先三日）“右手持杯满泛，左手持螯大嚼”这两句词，更是生动形象。王之道《凤箫吟·和彦时兄重九》“蟹螯粗似臂”则对蟹螯进行了着重描写。
品橙是宋代重阳词中另外一个习俗，如韩元吉《夜行船》（极目高亭横远岫）“菊美橙香还对酒”、汪莘《满江红·自赋》“橙初熟”、赵以夫《尾犯·重九和刘随如》“紫蟹青橙”等。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重阳词多次出现“橙齑”，如苏轼《十拍子·暮秋》“金虀新捣橙香”、朱敦儒《相见欢》（深秋庭院初凉）“橙虀品”、陈著《满江红·丁未九月望赏月》“橙齑鲙”等，“虀”同“齑”，可见重阳节食物中，宋人喜将橙捣碎再食用。橘在重阳词中多与橙一起出现，如秦观《摸鱼儿·重九》“一年好景真须记，橘绿橙黄时候”、周云《洞仙歌》（千崖滴翠）“橙黄橘绿又重九”、姚述尧《临江仙·九日》“橘绿橙黄秋正好”，同样是重阳节常见的水果。
重阳节的一系列习俗，表达了人们禳灾辟邪、祈求长寿的美好愿望。在宋代重阳词中，词人们最后的祝愿主要集中在健康长寿，如吴潜《水调歌头·送赵文仲龙学》“但愿身强健，努力报君王”、陈著《江城子·重阳酒边》“相劝相期，长健似如今”、曾觌《水调歌头·抒怀》“但愿身长健，浮世拚悠悠”等。在佳节的叙述中，宋代重阳词的感情基调却主要是以悲为主，词人所抒发的感情则包括寂寞之思、乡愁之情、悲秋之怀、家国之恨等。其原因一方面是唐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所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的喜庆氛围更容易触动词人心灵深处的愁绪，另一方面与唐人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所说的“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不无关系。宋代重阳词在展现重阳节习俗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宋人的情感与心态。
（作者简介：杨许波，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侧重唐宋文学、辞赋研究。）
~本章完~
——以上节选自《博览群书》2018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