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俗似专为陶渊明而设
重阳节俗的起源在古代节俗中,农历的一月一(春节)、三月三、五月五(端午)、七月七(乞巧)、九月九(重阳),组成了一个较为特别的重数节日序列。一、三、五、七、九在《周易》的占卜中属“阳数”(二、四、六、八、十为“阴数”),“九”为最大的阳数,故称重九为重阳。
与其他四个重数节俗的起源甚古相比,重阳节的形成比较晚近,它大概形成于东汉,成熟、普及于魏晋南北朝。从目前的文献来看,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中,有关于汉高祖刘邦戚夫人婢女贾佩兰的记载,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中,也有东汉人桓景跟随费长房游学的事,“九月九日,……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贾佩兰、桓景分别是东、西汉人,其中后世重阳习俗之茱萸、菊花酒、长寿、除祸等要素均已具备。
但以上两则故事的作者却是六朝人,这会不会是六朝人的附会?应该不是。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从其中“俗嘉其名”来看,重阳是当时习俗认可的普遍现象。既然普遍,那显非一朝一夕之功。由此推理,曹丕时代的重阳习俗由来已久。然则东汉末年重阳已成风俗,可以确定。西汉是否已有重阳,尚需进一步讨论。
重阳习俗的远源,是上古秋收之祭。在早期的农耕活动中,每到秋收完毕,人们便会用一年的丰收来祭告祖先、感谢上天,这既是对一年辛劳的告慰和总结,也是对来年风调雨顺的祈愿和祝福。《周礼·春官》《豳风·七月》里都有反映。虽然当时尚未将这项活动的具体时间确定在九月九日,但大体应在九十月间。从这个角度来说,重阳节首先是古老农耕文化的产物。与此相应的看法是,有学者认为重阳节来源于远古的“大火之祭”(心宿三颗,其二称“火”或“大火”)。
“大火”是先民观察天象、指导农业生产的标准星,秋季时“大火”运行到地球的另一面,“消失”了,因此人们才会祭祀,以祈求“大火”“再生”。这种祭祀可以纳入到先民的秋祭活动之中,与秋收祭祖谢天应当是同一性质。重阳习俗的近源是盛行于西汉的阴阳灾异学说。阴阳学家认为,“物不可极,极则反”(《京氏易传·大壮》)。重阳为阳数盛壮之极,应是由阳极返回的起点,因此,重阳之后将有不祥之灾(王莽时期有名的“阳九之厄”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反映),所以应登高禳灾。后世许多关于重阳的风俗如插茱萸、放牛羊、掷柑橘、放风筝、装点五色等,均为这种寓意的延伸。
与禳灾辟邪相伴而来的寓意是祈求长寿。曹丕说“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其所谓“长久”,应是长寿之意。菊花九月盛开,是九月的物候;同时,菊花又有着很好的医疗保健功效,所以,重阳节里便有了赏菊、饮菊花酒以求长寿的风习。西晋周处《风土记》载:“汉俗九日饮菊花酒,以袚除不祥。”可见,汉代已经有了九日饮菊花酒的风习。至迟在魏晋时期,士人即已经形成了赏菊、赋菊的普遍风习,有钟会、傅玄的《菊花赋》可证。
后来的生活中,人们对重阳节俗的继承各有侧重:祓除不祥的寓意逐渐减弱,而祈求平安长寿、思亲念亲的意味却越来越浓,后来逐渐发展出尊老敬老的主题;登高的主要目的不再是禳灾去邪,而是舒放心灵、抒发亲情,乃至赋诗饮酒,一展文采风流;茱萸一物,在唐代之后逐渐淡化,而菊花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甚至被誉为“花之君子 ”;其他各地的百姓习俗,如打糕、吃粽子等,更是丰富多彩,不胜枚举。显然,这既是重阳节俗寓意的丰富、发展和延伸,也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做出的自觉选择。在重阳节俗发展过程中,赋予重阳节以更为浓厚的文人情味,并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莫过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的重阳节
陶渊明首创田园诗,将田园诗带上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从而成了诗史的丰碑;他那清高孤介、淡泊名利的个性,也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坐标。这两方面,也都渗透在他对我国重阳节俗的影响中。在我们看来,陶渊明的精神气质、个性追求与重阳节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似乎重阳节俗专就为他而设,采菊、饮酒和登高赋诗等节俗,只有到他这里,才彻底脱离了天神地祗和世俗祈愿的牵绊,而体现出了远离尘俗、极具个性的诗意美。
1. 陶渊明的重阳与菊
陶渊明“质性自然”,不愿受官场束缚,所以他辞官归隐,长居田园。当秋高气爽的九月来临时,他便“采菊东篱下”“登高赋新诗”。中秋节时,秋意尚浅、登高嫌热,且需走亲访友、世情太重,重阳日则不同,此时菊花遍野、秋气浓郁,正宜登高,而且还不用亲情互访(江南重阳日忌走访),所以,重阳日的陶渊明尽可登高采菊,把酒临风,一任来去。他用诗歌传神地描绘了田园四季,但专门写到的节日则主要是重阳,反映出对重阳的明显偏爱。其诗《九日闲居》: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壘,寒华徒自荣;
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这是陶渊明生涯后期的一首诗,一般认为作于义熙十四年(418)前后。归隐之初,陶渊明衣食无忧,生活安稳,心态平和,那是他生命中最为闲适的岁月;但是,由于拙于生计及家中失火等原因,他晚年的生活十分困顿,从这首诗也能看出来。重阳节里风凉天净,秋高气爽。这么美好的时节,本该痛饮菊花酒才好,可陶渊明却无酒可饮。酒杯也已经停用很久了,以致布满尘埃;满园菊花怒放,却无以酿酒,只好任其盛衰。对此他也只能徒唤奈何。但是,陶渊明又很快地安慰、开脱着自己:蓬庐隐居本就意味着生计多艰,何况这又是遵从自己本心的选择呢!也许,对他而言,隐居本身就是乐趣所在,是全其本心、成其志业之事,既然这样,那些许生计艰难,又能算什么呢?
这首诗由写重阳而连带及菊与酒,其写菊花也主要是从酿酒、保健(“菊解制颓龄”)的角度入手。在我们看来,陶渊明一生对菊花情有独钟,本心却绝不止于此;其采菊、爱菊,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期许和人格寄托。菊花香幽花小,恬然自放,不嫌瘠薄,不计偏远,笑迎天地风雨,自成幽独世界。陶渊明在参透官场、看破功名之后长归田园,他在菊花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恬然自放、孤芳自赏的心理依据,菊花也就成了他的知己、他的寄托,所以他才会对菊花如此地钟情和痴迷。既然如此,那就任他道丧千载、知音世稀吧,任他四海猛志、车马红尘吧,我自荆薪代烛、幽独绽放、笑迎风雨。显然,陶渊明之爱菊赋予了菊花以君子品性,菊花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鲜明标签。
我们推理,饮誉千古的《采菊东篱下》一诗,应当写于重阳节前后。采菊酿酒以待来年饮用,是古代重阳节的成俗,而陶渊明的采菊却别具一番深意: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这首诗里,诗人的具体情态只有一个——“采菊”。显然,采菊是全诗的“诗眼”。陶渊明虽然“结庐在人境”,但他有意地疏离于车马喧嚣,让心灵远放于红尘之外。在傍晚夕阳弥漫、静穆悠远的山野,归巢的鸟儿身披霞光,结着伴冉冉飞还。陶渊明一边采摘菊花,一边鉴赏芳泽,或许他在欣赏菊花的同时,也在欣赏、鼓励着自己的情操和志业吧?蓦地,无意之间,他轻轻抬起了头。这一抬头不要紧,要紧的是那映入眼帘的岚光中的氤氲南山,它伟岸、静美而安逸地伫立着,不招摇,不惊炫,不求名,不为利,与世无争,只为一味大美地呈现。这一刹那,陶渊明似乎深受启迪而彻悟了人生:对啊,生命就应该如此静美地呈现和绽放。什么名缰利锁、是非荣辱等,都可以轻盈地放下而一无所顾;甚至自己,甚至天地,似乎都不值一顾。于是,他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已经融入这静美深沉、温情弥漫的暮光中,而物我两忘了。
这首诗是文学史上经典中的经典,是心物冥一境界的最高代表。而这样的经典,其实也是把菊花这一相对普通的事物,推向了文人雅致的巅峰,赋予其醇雅浓郁的君子品格,也为重阳节俗人文内涵的拓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 陶渊明的重阳与酒
“ 白衣送酒”的故事生动反映了陶渊明重阳日的酒情结。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载:
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江州刺史王弘敬重陶渊明,想拜访陶渊明,可陶渊明却不以“王公纡轸(按:即王公到访。纡轸,枉驾之意)为荣”(《晋书·陶潜传》),拒绝见面,于是王弘便派人在重阳日给陶渊明送酒。此时,困顿中的陶渊明正无酒可饮,满手握菊而无可奈何地久坐着。当看到送酒的白衣使者时,对酒的强烈渴望,使得他根本不顾礼节,不管来人,开罇即饮,醉而后归。这是多么率真、温情而又让人心酸的故事。作为封疆大吏的王弘,能这样关注、敬重陶渊明,应是渊明之幸,其送酒之举,为陶渊明艰辛的生活增添了一丝温情的暖色。陶渊明嗜酒如命,平日无酒似乎还可得过且过,但重阳节正是需要饮酒的日子,他却无酒可饮,这才是最最失落之事。所以,当他看到王弘送酒来时,便迫不及待,开罇即饮,以致于怠慢来人。这又是何等真率的性情。王弘于东晋末年的元熙年间(419—420)任江州刺史,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处于生涯的晚期,生活每况愈下,连自酿的米酒也难以为继,其有菊盈握而无酒可饮的无奈,千载之下,不禁令人心酸。
我们还可以通过陶渊明自己的描写,来看其重阳饮酒的情形。《己酉岁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
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
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这首诗作于义熙五年(己酉,409),这是陶渊明诀别官场、归隐田园后的第五个年头,当时的他生计尚可,至少重阳日尚不缺酒。在他的笔下,江南秋景淡雅而明净,简洁又萧疏:草木在秋露秋风中渐次凋零,平时飘荡的尘埃被一扫而光,天宇寥廓而高远,蝉鸣阵阵,雁叫声声。这些似乎在提醒着人们:万物收敛的深秋已经到来。于是,他不由得感慨:我这劳碌的岁月,也如同季节的深秋一样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凋零是终归要到来的!显然,生命的忧虑还是爬上了陶渊明的心头。可是,陶渊明的洒脱、旷达就在于,他可能会暂时地纠结、感伤,但不可能长期地低落、沉郁,因为他有独特的自我解脱方式——喝酒。一壶浊酒,足以让他舒缓焦虑,放松心绪,忘记感伤:流芳千载、长命百岁之事非我能知,我姑且享受这酒中陶乐吧。
在古往今来的作家中,嗜酒如命并大量写酒的,当以陶渊明为最。萧统甚至称陶诗“篇篇有酒”,是“寄酒为迹”(《陶渊明集序》),这深具眼光。在我们看来,陶渊明是嗜酒,但决非世俗意义上的“酒鬼”。酒仅仅是形式、表象,深层里则是人生思想的反映,陶渊明是在酒中寄托着自己的心迹,就如同箕子寄迹于狂、庄子寄迹于放浪形骸、米芾寄迹于翰墨一样,都寄托不凡。
可是,问题在于:既然陶渊明性格孤介、酷爱丘山,那他诀别官场、长归田园不正是适得其所的选择吗?他可以寄情于诗文,务实于耕读,流连于田园山光,这应该足以畅其怀抱,还为什么一定要“寄酒为迹”?为什么要在喝酒之后的迷幻中来解脱自己?
应该说,文人饮酒习以为常,传统的“酒以成礼”在文人的畅饮中也逐渐演变为酒抒性灵甚至“借酒浇愁”,陶渊明之嗜酒,亦不过此中之一例,就这点而言,他无甚特殊之处。但是,陶渊明毅然决然地辞别官场,以及他晚年青黄不接的困顿生活,甚至于一度乞讨度日,则是古代文人中所罕见的。我们坚信,陶渊明之辞别官场,绝非“敛裳宵逝”那么轻描淡写,而应该是他长期碰壁、痛定思痛之后的慎重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他不是天生的隐士。归隐之初,他像鸟儿投身自然、鱼儿回归故渊一样身心俱轻,衣食无忧,所以,那时的他写出了许多心物冥一的诗篇。但是,当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化,以至于食不果腹之时,陶渊明应该明白,这是他主动选择而必须承受的后果,他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不过,这个承受,得有更为充足的理由,得说服自己安于这样的生活。于是,我们就能看到,陶渊明诗歌中经常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遥遥桀溺心,千载乃相关”“不赖固穷节,百世谁当传”之语,这些隐者、先师的遗训和固穷气节,都成了陶渊明安于清贫的理论根据。除此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个超脱的办法,那就是饮酒。其作品“寄酒为迹”之处极多,而这些作品主要是归隐之后创作的,由此推理,或许在归隐之前,他的饮酒可能会有所节制,越是到了晚年,越嗜酒(其《止酒》诗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嗜酒,显然是其晚境心态的反应。而且,其饮酒多是在独处或与邻人相处时,不管邻人有多么善良,对陶渊明而言,说到底也只是一般朋友,而显非知己,由此,也能推证陶渊明晚年孤独的思想底色。当面对着这样的生计艰难的、知交零落和壮志难酬时,他与所有的人一样都会心海难平,正如其诗的表述:“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杂诗》)这样的心态和思想底色,或许是陶渊明痛饮酒、“寄酒为迹”根本原因。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由此,再回到陶渊明重阳日的饮酒上来。我们以为,陶渊明重阳日的饮酒、无酒可饮乃至“我欲醉眠”(《南史·陶渊明传》),固然有着节俗文化影响的因素,而更多则是其自身思想的原因。在菊与酒的陶醉中,他实现了人生的寄托,暂时地放逐了心海的波澜;在岚光夕照中,他暂时地实现了心与境谐、物我两忘的超妙境界。今天来看,即使这种境界是短暂的,即使它的实现也不一定就是在重阳日(至少是在秋天),但这种境界的高度,却是自庄子以来的历代智者都未曾实现的,因而是最可贵的,是无论如何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的。菊与酒把陶渊明带进了超妙的人生境界,陶渊明也赋予了菊与酒以高贵的灵魂和精神,进而也赋予了重阳节俗以更多的雅人深致和更深刻的人文内涵。苏轼曾说:“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晁补之《鸡肋集》卷33)借用东坡之语,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的诗、酒、菊花,其实都不过是“寄其意耳”,都是其人格与心迹的寄托。
最后附赘数语陶渊明重阳诗酒的后世影响。在陶渊明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专写重阳节的诗文,以重阳(九日)为题来作诗,陶渊明是第一人。陶渊明重阳乃至九月采菊、饮酒以及相关故实,早已化身为重阳节的符号和象征,成了永恒的经典,成为后世文人每过重阳而必然想起的典故,甚至成为他们重阳生活的精神标杆。唐以后的重阳诗、词、曲、杂剧中,以“东篱”“白衣”入典的作品数不胜数,“几乎罕有无陶的篇章”(翁敏华《重阳节的民间习俗与文学表现——以杂剧〈东篱赏菊〉和陶渊明为重点》,《文化遗产》2008 年第4 期)。其中有两首极具代表性,列举如下:
对黄芦卧雨,苍雁横秋,江天重九。千载渊明,信风流称首。吟绕东篱,白衣何处,谁复当年偶。蓝水清游,龙山胜集,恍然依旧。
萸实嫩红,菊团余馥,付与佳人,比妍争嗅。一曲婆娑,看舞腰萦柳。举世纷纷名利逐,罕遇笑来开口。
慰我寂寥,酬君酩酊,不容无酒。
——《醉蓬莱·追和东坡重九呈彦时兄》 北宋·王之道
寒食吊之推,端阳悲郢客。如何重九日,不祀陶彭泽!
——《九日杂咏》 清·赵与楩
其中,王之道“ 千载渊明,信风流称首”之语,可以看作是整个历史上对陶渊明重阳诗酒历史地位的精炼概括,即使放在今天,这个概括仍至为允当,陶渊明仍然堪称,也应该是我们重阳生活的精神标杆, 是最高贵的“风流”。赵与楩的诗反映出他对陶渊明重阳诗酒的鼎礼膜拜,他认为:寒食节能凭吊介之推,端午节能凭吊屈原,为什么重阳节就不能凭吊、祀奠陶渊明呢?他将陶渊明对重阳节的影响提高到了与屈原对端午节的影响相提并论的高度,颇有鸣不平的意味。这是我们看到的对陶渊明重阳诗酒的最高评价。我们以为,这个评价是有根据的、合理的,是当之无愧的,即便陶渊明没有享受到屈原那么崇高的历史待遇。这也启示我们,重阳节俗的文化传承与丰厚意蕴,确实值得深入研究;陶渊明的重阳影响,我们既没有研究透,也没有宣传够;汗牛充栋的陶学研究,仍然还有愧于陶渊明。
( 作者简介:杜志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靳文,甘肃医学院思想政治学讲师。)
~本章完~
唐人笔下的重阳诗景
中国古老节日的形成,基本上都与“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关,古人在对自然宇宙、个体生命、农业百事的不断探索和理解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特殊的节日。节日往往中断了日常生活节奏,让人们稍事停顿,以特定的仪式祈求美好的人生愿景。重阳节,俗称九日,至唐代成为重要的节庆之一,特定的时序特点和节日氛围,催生了丰富的重阳诗。这些诗篇主要以节会宴飨、登高抒怀、思亲念远,以及浓郁的生命意识、悲秋情怀为主题,生动地呈现了文人的生活风貌与精神情怀,我们既能看到簪菊、饮酒、祈愿长寿康宁的欢宴乐事,也能看到登高畅咏、游目骋怀的美好情志,以及怀乡念远的伤感遗憾,同时更能看到唐代诗人浓厚的时光之叹与生命之思,这些意绪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唐人笔下层次丰富的重阳诗景。
三秋佳日逢重九,
宴飨高会为尽欢
唐代国力强盛,社会开放,为节日的娱乐游赏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和社会支持,自上而下的节庆娱乐十分兴盛,官员文人之间的节日雅聚也很普遍,“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文人呼朋唤友,把酒赋诗,唱和酬答,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尽情享受节日的欢愉。如中唐诗人权德舆《奉陪李大夫九日龙沙宴会》一诗:
龙沙重九会,千骑驻旌旗。
水木秋光净,丝桐雅奏迟。
烟芜敛暝色,霜菊发寒姿。
今日从公醉,全胜落帽时。
重九雅聚,在醉人秋光中,听琴赏菊,尽兴而流连忘返,诗人自信今日之欢聚胜过当年桓温重阳宴游龙山之乐,气氛十分欢洽。《晋书》载:“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游龙山,风至,吹嘉帽落,温命孙盛为文嘲之。”“孟嘉落帽”遂成了唐人重阳诗中习见的典故,凝聚了文人九日雅集的风流美事。孟浩然《和贾主簿弁九日登岘山》也是对重阳宴乐的描绘:
楚万重阳日,群公赏宴来。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杯。
逸思高秋发,欢情落景催。
国人咸寡和,遥愧洛阳才。
诗人与友人尽情享受节日,诗酒唱和、心旷神怡。在日常的忙碌中,“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杯”是多么难得啊,天高气爽和清秋美景激发着大家的洋溢诗情,吟咏唱和是必不可少的,难怪面对如此良辰美景,诗人只能感叹自己才华不济,不能如愿地歌咏出这美好时刻的欢洽情怀。李林甫编纂的《唐六典》中曾记录,九月九日这一天是唐代官员休假日之一,唐德宗就在贞元四年九月下诏云“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为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旧唐书·德宗纪》)官员们往往邀聚同僚,去郊外选择风景优美之地集会宴乐,把酒为欢,乘兴赋诗,尽享节日之乐。孟浩然这首诗恰是描绘了重阳节休暇宴饮之乐。
不仅官员休假过节,君王也会在重阳日携群臣登高为乐,自然要赋诗助兴,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应制诗。
赵彦昭《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
秋豫凝仙览,宸游转翠华。
呼鹰下鸟路,戏马出龙沙。
紫菊宜新寿,丹萸辟旧邪。
须陪长久宴,岁岁奉吹花。
大家在怡人的秋景描绘中,“呼鹰、戏马”为乐,借菊花祝祷长寿,以茱萸避邪祈福,表达了美好的节日祈愿。虽然宫廷应制诗相对规整,以颂圣为主,缺少一般文人诗的灵动、自在,但此诗中重阳节的娱乐节庆氛围还是十分浓郁的。帝王自己受到节日环境的感染,也会诗兴大发,如唐中宗李显《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秋字》一诗,情调颇佳:
九日正乘秋,三杯兴已周。
泛桂迎尊满,吹花向酒浮。
长房萸早熟,彭泽菊初收。
何藉龙沙上,方得恣淹留。
诗人沉浸在令人心旷神怡的秋色里,把酒畅游,简直是流连忘返了。在节日里饱览秋光,纵情诗酒,充分享受节日的欢娱是唐代重阳诗重要的主题,武瓘的《九日卫使君筵上作》一诗将重阳之乐推向高潮:
佳晨登赏喜还乡,谢宇开筵晚兴长。
满眼黄花初泛酒,隔烟红树欲迎霜。
千家门户笙歌发,十里江山白鸟翔。
共贺安人丰乐岁,幸陪珠履侍银章。
佳节还乡与亲朋故友欢聚更是一乐事,天高云淡、秋光宜人,千门万户,笙歌皆发,白鸟翔集,似乎都在欢庆美好的节日。
簪菊饮酒独登高
思亲怀远又重阳
登高是重阳节的重要活动,唐孙思邈云:“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讌之游赏,以畅秋志。”(《中华礼藏·千金月令》)九月重阳,万里清秋,令人心旷神怡。而游子登高远眺,不见乡国,难以和亲人团聚,自然而然会引动怀乡之情。诵读唐代重阳诗歌,给人触动最深的是浓郁的思亲念远之意绪。游子因各种原因淹留他乡,逢重九佳节登高,遍插茱萸,畅饮菊酒之际,那登高之处,便成了游子的望乡台。卢照邻《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便是一首重九登高望乡之诗:
九月九日眺山川,
归心归望积风烟。
他乡共酌金花酒,
万里同悲鸿雁天。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卢照邻至益州新都任职,秋天,从益州来到梓州。时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因写《斗鸡檄》触怒高宗,被赶出沛王府,于是年六月远游到了西蜀。九月九日,在蜀地任职的邵大震与王勃、卢照邻三人同游梓州玄武山,登高眺远,把酒言欢,此诗就是写于此时。诗中思乡思归的情感十分浓厚,虽与友人共饮菊花酒,但是仍然不能排解思念家乡亲人的痛苦,“归心归望”,无奈日近而长安远,“万里同悲”,闻雁鸣而归无望,诗人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王勃的《蜀中九日》同样表达了浓郁而难以化解的愁苦:
九月九日望乡台,
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情已厌南中苦,
鸿雁那从北地来。
此诗开篇即勾勒了一幅“九日异乡登高送客图”,正逢佳节,客中送友人,自然容易勾起浓郁的乡愁,末两句以鸿雁不知诗人在异乡南中之苦痛,偏从北地飞来(王勃是绛州龙门人,今属山西),衬托他浓烈的思乡之情。将个人的身世遭遇融于其中,景语皆情语,情调十分悲怨。再如崔国辅《九日》一诗:
江边枫落菊花黄,
少长登高一望乡。
九日陶家虽载酒,
三年楚客已沾裳。
诗篇开首描绘江边枫叶飘落、菊花吐蕊的深秋景象,“枫落”“菊黄”两景互相衬托,营造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悲凉氛围,少长登高无一不引颈望乡,诗人面对此情此景,禁不住涕泪沾裳。此诗中没有重阳登高的欢娱喜庆之感,字里行间涌动着浓郁凄凉的思乡盼归之情。在深秋时节,人们登高远望,以茱萸之醇香辟邪、菊花酒之清明醒目来纪念这个即将离去的美好季节,同时佳节远眺山川,极易引发思乡愁情,因而,重九登高的诗篇中,思亲念远的主题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正因如此,王维那首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便显得那么深情动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诗人在重阳节时思念远在华山以东家乡的亲人,以自己之孤独寂寞留滞他乡,与家乡兄弟亲人热闹相聚登高对比,凄冷与热闹的两方中,都包含着深深的人生遗憾,妙的是诗人并没有直接写自己内心之孤凄,而是遥想兄弟们相聚独缺他一人的伤感,来衬托他内心的无限悲伤,短短二十八字,将秋日时令节日所带来的心灵缺憾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中“每逢佳节倍思亲”以朴素凝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节日思亲的普遍心理,具有十分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强烈地撩拨着游子的心弦。唐代重阳诗中,思亲念远的情感表达十分普遍,这与唐代文人士子辞亲远游、求取功名、或从军边塞、宦游四方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李白《九日》诗“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地远松石古,风扬弦管清。窥觞照欢颜,独笑还自倾。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在水绿山明的秋日,诗人携酒登高,赏菊观霞,十分惬意,这样美好的景色,远方的朋友不身边,不免有些遗憾,思念之情十分真切。再如朱庆馀“草际飞云片,天涯落雁行。故山篱畔菊,今日为谁黄。”(《旅中过重阳》);刘长卿“人烟湖草里,山翠县楼西。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九日登李明府北楼》);孟浩然“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秋登万山寄张五》);岑参“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等大量的诗篇,都浸透着浓郁的思情。
在唐人的笔下,重阳节是一个充满思念的日子,这份思念往往因登高而起,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延续至深秋岁末,以及下一个四季循环之中,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唐代诗人的深情与浪漫。
老来悲秋逢寂寞
忧生叹逝徒伤怀
在中国文化中,四时是一个重要的生命符号,春夏以阳,秋冬属阴,阴阳循环相生,按照一定的规律不断变化,而人的生命活动也随着四时阴阳发生变化。因而,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四时节令就是一个生命周而复始的大循环。“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陆机《文赋》)“四时更代谢,悬象迭卷舒。”(何劭《赠张华诗》)“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楚辞·离骚》)更是在春秋变化中体悟到生命短暂、时不我待的忧伤。春秋代序,节气变迁,一些与自然节侯相关的节日就像是古人生命中的特殊仪式,比如三月“上巳”,暮秋“重阳”,在春日“踏青”,秋日“辞青”的生命仪式中,体现了古人的浪漫情怀和与天地共生的生命理念。正因如此,重阳节诗歌中往往流露出普遍的生命意识。司空图《重阳四首》其一所表达的生命之忧十分鲜明:
檐前减燕菊添芳,燕尽庭前菊又荒。
老大比他年少少,每逢佳节更悲凉。
初秋时节,房檐下的燕子逐渐飞往温暖的南方,菊花开始绽放,深秋时节,燕子早已不见踪影,菊花也凋谢荒芜。燕子菊花这两个意象,折射出了诗人对生命流逝渐变的感伤,其内心敏感的生命触动与节日气氛融合在一起,情调浓郁而耐人琢磨。再如薛莹的《十日菊》一诗:
昨日尊前折,万人酣晓香。
今朝篱下见,满地委残阳。
得失片时痛,荣枯一岁伤。
未将同腐草,犹更有重霜。
胜日佳节,菊蕊飘香,引来众人争相欣赏、把玩,甚而摘菊簪菊,菊花不堪过度伤劳而凋落残败,节后一日的菊花零落在夕阳之下,令诗人伤怀,他借此委顿枯败的场景,在生命一荣一枯的鲜明对比中,抒发自己对生命得失与荣枯的思考。
除了外在的节日习俗,重阳节引发诗人的生命触动与思索,还与重阳节的另一重要活动——登高相关。登高远眺,巨大苍茫的地理空间,与无穷无尽的时间延续,令人生出无限感慨,浩逸之气充盈于胸怀间,诗人在大天地而小我的情怀驱动下,更易于引发生命之兴与宇宙之思。重九登高,正是深秋时节,天高地迥,一年将尽,游子登临远眺,乡愁、失意齐聚心头,焉能不发于歌咏?看鲍溶《九日与友人登高》一诗:
云木疏黄秋满川,茱萸风里一尊前。
几回为客逢佳节,曾见何人再少年。
霜报征衣冷针指,雁惊幽梦泪婵娟。
古来醉乐皆难得,留取穷通付上天。
此诗中景语十分凄凉,“云木”萧疏,霜风凄冷,“雁惊幽梦”,这满目秋色与诗人的乡愁共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诗人同友人登高,临风把酒,想象闺中人为游子赶制寒衣的孤冷,和雁鸣惊醒相思梦境的痛苦,由此生出“曾见何人再少年”的时光感叹和生命伤怀,层层递进,深深触动着读者的敏感神经。大诗人杜甫流寓夔州重阳登高的诗篇更是以超迈独绝的艺术境界,表达对生命深刻的伤怀与悲悯,其《九日》组诗其一云: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
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
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
这是大历二年(767)重阳日
杜甫在四川夔州登高之作,此时的杜甫已进入“艰难苦恨繁霜鬓”的垂老之境,虽漂泊异地,重阳节仍然勉力登高,因老病不能饮酒,自然无心赏菊,诗人甚至任性地命令“菊花从此不须开”。抱病登台,日落时分听着猿猴啼鸣,看见大雁南来,诗人心中的痛楚更是被无限的放大,佳节倍思亲,哀怜弟妹飘零四方,惋惜岁月无情催人衰老,思亲、伤世、忧时等情感凝聚笔端,最终喷涌而出。此诗与同时创作的那首著名的《登高》在情感上完全一致,巨大苍凉的时空,和渺小无奈的个体,艰难苦恨的时局现状,亲人离散的孤独悲伤,以及“干戈衰谢两相催”的叹逝情怀交织在一起,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杜甫的悲秋之思和生命呐喊。
唐代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充满活力的时代,文人士子充满着自信与豪情,对时代也给予很高的期待,但专制政治的压抑,仍然使得文人士子宦海艰难,功名理想难以实现,时不我待的伤感十分普遍。杜甫写于乾元元年(758)的《九日蓝田崔氏庄》中就明确流露出对时间和生命的深重哀叹: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首联概括年老悲秋,强自宽慰,逢重九遣兴抒怀。
颔联反向使用孟嘉落帽之典,言自己老迈,短发萧疏,担心落帽为人嘲笑。很明显,诗人在强颜欢笑,自我宽慰中流露出内心的伤痛与悲凉。尾联“明年此会知谁健”的问语,更是表达了诗人深广的忧伤和悲天悯人的生命叹息。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评此诗:“字字亮,笔笔高。”诗人满腹凄楚以壮语托出,更觉悲凉。
悲秋伤怀,感叹生命流逝,与重阳时令自然融合,如杜甫另一首重阳诗:“客心惊暮序,宾雁下襄州。共赏重阳节,言寻戏马游。”(《九日登梓州城》),诗人为客他乡,感受到时日流转,“惊”字突出了因时光流转带来的内心震动和无可奈何。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中“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在重阳佳节到来时,诗人以酩酊大醉酬报,虽说不用怅恨人生迟暮,但是内心的抑郁伤感也是很鲜明的。再如李白“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宣州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白居易“奈老应无计,治愁或有方。无过学王绩,唯以醉为乡。”(《九日醉吟》)“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色黄。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觉惜重阳。”(《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杜荀鹤:“偷撏白发真堪笑,牢锁黄金实可哀。是个少年皆老去,争知荒冢不荣来。”(《重阳日有作》)等等,都鲜明地抒发了重阳节序中浓烈的时间之思和年华忧叹。
重阳节,这个“日与月并应”,企盼长久的日子,它的节俗特点与古人独特的生命经验与民族心理有关。唐诗中的重阳节书写,为我们生动地呈现了时代的记忆与唐代文人的生命痕迹。
(作者简介:张文静,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过《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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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节选自《博览群书》2018年10期